此案对看管赵某的甲、乙、丙三人的定性无疑议，但对李某的行为定性出现多种分歧意见，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种意见：

　　第一种意见认为，李某的行为构成了抢劫罪。理由是李某主观上具非占有的目的，客观上对被害人当场实施了暴力手段，并当场劫取了钱财，其行为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。

　　第二种意见认为，李某的行为构成了敲诈勒索罪。理由是李某以非占有为目的，凭借向公安机关告发被害人的隐私相要挟，强行索取数额较大的钱财，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。

　　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，即李某的行为构成了敲诈勒索罪。

　　一般情况下，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是不难区分的，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均属侵犯财产罪，行为人主观上都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。但敲诈勒索罪的手段仅限于威胁，而抢劫罪的手段除威胁外，还可以是暴力或采用麻醉等使被害人不知反抗、不能反抗的方法，从而达到强行劫取财物的目的，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两个“当场”性，即威胁的当场性和取得财物的当场性。所谓“当场性”其具体体现有以下三个特点。一是由于抢劫罪是直接面对被抢劫人公然进行劫财行为，所以其威胁只能是直接向被抢劫人发出的，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既可以是直接面对被勒索人发出，也可以是非面对式地发出，如通过信件、电子邮件、电话、第三人转告等方式威胁被勒索人。二是由于抢劫罪是以当场取得被害人的财物为目标，所以为排除被害人的反抗，其威胁内容要具有当场付诸实施的可能性，故抢劫罪的威胁只能是以直接侵犯被害人人身的暴力威胁为内容，如杀伤等，威逼被害人交出财物，否则，就当场使用暴力，一旦被害人反抗，抢劫者就会当场施暴，威胁的内容具有实施的即时性。而敲诈勒索的威胁则并非如此，其内容多是以毁坏人的名誉、揭发隐私等对被勒索人进行要挟，即使是暴力威胁，其威胁要实施的暴力一般也不直接指向被勒索人，而是指向被勒索人的亲友等，从而达到对被勒索人进行要挟的目的，否则，就不是敲诈勒索罪的要挟，而是抢劫罪的威胁。由于从实施敲诈勒索行为到实现勒索目的需要有一个过程，因此敲诈勒索的威胁或要挟不具有实施的即时性，一般都是威胁要在将来某个时间付诸实施。三是由于抢劫罪的威胁具有实施的急迫性，其效果就是使被害人当场受到精神强制，完全丧失反抗的意志，除当场交出财物，没有考虑选择的时间余地，而敲诈勒索威胁和要挟，一般只是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和压迫感，精神强制的效果不如前者急迫，被害人在决定是否交出财物上仍可有一定的考虑、选择的余地。所谓取得财物的当场性，就是抢劫罪取得财物只能是当场取得，且取得的数量也以当场取得的为限，而敲放勒索的财物取得一般为事后取得，勒索行为与财产取得往往有一定的时空间隔，且勒索人总是事先确定要勒索的财物量。

　　本案中，犯罪嫌疑人李某跟踪赵某和黄某的目的就是为了敲赵某一笔钱，在将赵某和黄某堵在屋里后，便对赵某实施了暴力殴打。正是李某的这一暴力行为，使得本案在定性上出现了分歧意见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对李某的这一暴力行为应作客观、合乎实际的分析，应当将此理解为李某基于一时激愤的单纯的伤害行为，而非出于抢劫故意的暴力，绝不能贸然地将此与后面的勒索钱财行为联系在一起。此后李某借机勒索，赵某也同意出钱私了，这里一方“借机勒索”，一方同意“破财免灾”均属事出有因。李某勒索赵某的钱财既非当场所得，所采用的手段也非暴力威胁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借机要挟，总之，李某虽有暴力行为在先，但其获取钱财的手段并不是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，而是抓住了被害人的“把柄”进行敲诈，因此不符合抢劫罪的特征。

　　敲诈勒索罪的“威胁”方式是否包括暴力行为，学术界通说认为敲诈仅限于威胁，不包括当场实施暴力。笔者认为，将暴力排除在敲诈勒索行为之外的观点，可能导致抢劫罪的扩大化，进而导致二罪界限不清，轻罪重判。本案中李某虽然客观上实施了暴力行为，但这种暴力并没有达到抑制被害人赵某反抗的程度，让被害人放弃反抗的不是李某的暴力行为，而主要是李某向公安机关报案揭露隐私的要挟行为。李某之所以索财得逞，并不在于其实施的暴力行为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，而是凭借被害人赵某的“把柄”，加之被害人认为自己“过错”在先，害怕李某告发公安机关，有花钱“私了”的念头。因此，本案李某的行为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。

　　虽然本案中李某的行为确实符合抢劫罪“当场使用暴力、当场取得财物”的犯罪特征，但不应当把李某的暴力行为从整个案件中剥离出来单独考虑，应结合李某的主观故意综合考虑，李某的目的是捉奸敲诈钱财，在将赵某、黄某堵在屋里后，出于一时激愤对赵某施以暴力，进而以向公安机关告发相要挟勒索二万元，其敲诈钱财的犯罪动机十分明显。按照刑法犯罪构成主客观要件相统一的定罪原则，李某的犯罪性质应当为敲诈勒索，不考虑客观要件的主观归罪或不考虑主观要件的客观归罪，都是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相悖的。